三月末上映的《老师·好》算得上是这个档期的一匹票房黑马，不声不响间拿下了同期最高的3亿票房。
我很能理解有不少人喜欢这部电影的原因，片中描画的80年代，的确满足了一些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们的怀旧诉求。
而且，在青春片这个类型里，它也比之前那些过于狗血煽情的同类要好不少（虽然最后它自己也落入了煽情的俗套当中），至少远不是最糟糕的那种。
但是，我始终坚持认为，《老师·好》是一部糟糕的坏电影。
它的“坏”，比那些令人反感厌恶的狗血煽情更加危险，也更值得被严肃地看待和反驳。
《老师·好》的“坏”，完全来自于于谦饰演的苗宛秋这个人物所传递的价值观。
正是因为这个人物太过符合我们对于那个年代的一名好老师的想象与认知，这种“坏”才尤其危险。
苗宛秋是怎样一个老师？
家长式的思维和管理，唯成绩论的典型代表，把追求更高的考试成绩尤其是高考成绩视为生活和工作的最高目标。在这个过程中，他对学生的种种关怀与苛责，自然是以一种我们熟悉的“为你好”的面目出现。
这样一个老师，尤其出现在高中阶段，想必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都不会陌生。就我自己而言，这个老师就很容易让我联想起高中时的班主任。
我所在的高中，是当时江西省最好的重点学校，整个学校都引以为傲的事，就是我们学校每年考上清北的人数，往往比省内其它一整个市还要多得多。就我所知，我们学校的的确不像其它重点高中那般课业繁重，因为生源出色，更多人自然而然拥有更好的成绩。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拥有更多空间和自由，在老师的观念里，成绩仍然是他们关注的唯一。
成绩不但代表着你通往一所优秀大学的钥匙，而且也代表了一个人的智商、前途和品行。所谓的“品学兼优”，在我看来绝大部分时间只是“学优则品优”，反之亦然。
这种观念下，绝大部分老师（又以我的班主任为甚）平日里只会注意那些成绩优异的学生，而那些反应稍微迟钝、成绩中下的“差生”，则会时不时地遭到羞辱。
最典型的一种情况是，我的班主任总会在提出一个略有难度的问题时，先让一位“差生”来回答，然后等他（她）尴尬地站在教室中央一筹莫展时，讪笑几声“有些人真不适合读书”之类的话，请一个成绩优异的同学迅速完成作答。
这样的公开羞辱，几乎在高三时每天都要上演。
另一个典型的情况是，在当时每个人都要面对的文理分科一事上，几乎所有的老师坚持的都是同样的一刀切的简单标准——当然不是看一个学生的资质与天赋适合学文还是学理，而是粗暴地认为，成绩不好的人就应该学文，反之则大力鼓励你去学理。这里的不好，基本就是指排名掉在最后四分之一的那部分。
因此我至今还如此清晰地记得，在我被班主任鼓励劝说学理的那时候，我的物理和化学加起来刚刚考了60分。准确地说是，物理24，化学36。就是在这样荒谬的情况下，我依然被认为应该成为一个理科生，因为算上其它学科的总分，我的成绩还能维持在中上水准。
我是在多年之后才发现，原来这是一个全国普遍的情况，每一个经历过文理分科的人，当时面临的似乎都是这么一个可笑的标准。
这样的后果是什么呢？是像我这样对理科毫无兴趣的人，从那时起就放弃了学习。而那些被劝说（或者不如说被逼）去学文科的人，大部分在高考之后不久，就把那些死记硬背的信息（我不像说是知识）忘得一干二净。我后来认识的不少文科生，连基本的历史知识都不具备。
我毫不怀疑苗宛秋就是这类老师当中的一份子，而且是坚决贯彻执行他那一套理念的佼佼者。
他初来乍到给学生们的下马威，就很像那种示威似的公开羞辱，目标同样是那批“不爱学习、调皮捣蛋”的学生，而他坚决要求关婷婷等人放弃跳舞时的那种姿态，甚至远甚于劝说一个我这样的人去读理科。
当然还有比他更糟糕的老师，那就是片中也顺带描写了的那位住在他家隔壁靠给学生补课挣外快的老师。
我当年恰巧也有这么一位以补课知名的老师。她的物理课之晦涩难懂，在我那一届很有些名头，许多年后让她赢得更响亮名头的，则是因为她的补课事业，已经在整个南昌市几乎人尽皆知。刚开始是在她自己家里，就在学校里面，方便学生们下课就能去。
后来人数越来越多，就在学校附近租了个房子，一间不够，改两间，一个人不够，她丈夫便和她一起上阵。
我是后来才知道（或者说才敢确定），她是故意在上课时讲得朦胧晦涩，然后好让更多人去她的补习班来提高成绩的。提高成绩的手段也堪称直白——时不时地泄露考题就够了。
我猜想，如果当时真的有另一个老师抢了她补课的生意，她多半也是回去教育局或校领导那里打小报告的吧。
《老师·好》高明的地方，就是通过这个补课老师的告状，让他成为了一个值得同情的受害者。但我不同情他，我认为受害的，始终都是那些学生。
苗宛秋这样的老师，当然不会是我们能遇到的最糟糕可怕的老师，但是却是我们这个教育体系下最典型的代表。
而这整个体系，从头至尾就是错的。这个体系的错，并不是因为我们通常所说的“应试”，也不是简单地因为高考，而是因为我们的教育理念和目标，就是错的。
我可以接受考试是任何一种教育里作为考核与测试的必要，但是我无法接受在一个人成长的最重要阶段，把每个人接受教育的目标都如此不加区分的厘定。
我们的教育从未尊重和正视过每一个不同的个体，也就谈不上什么引导和培育。无非是在考试的名义下，不断地限制和扼杀。
归根到底，这样的教育，从来不是为了让一个人获取什么真正的知识，也不是懂得什么有用的技巧，而只不过是用一种僵化的标准去要求一个人学会驯顺和服从。
如果一个人从小到大完全适应了这样一套教育体系，那么无论他（她）长大到多少岁，他（她）很可能始终只会在新的体系里驯顺和服从。
他（她）会乐于参加一次又一次考试，然后在工作单位里扮演一名“好学生”。这样的情况，不用我多说，我相信大家都心知肚明。
所以，《老师·好》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它所描写的那个“好老师”，根本就不是一个好老师。一个好老师会像《死亡诗社》里的基汀一样鼓励学生站上课桌，而不是像苗宛秋一样逼着学生走下天台。
这部电影让人看到的一个可怕的事实则是，大概有相当一部分喜欢这部电影的人，是发自心底地认同苗宛秋，认为他就是一个好老师。
如果说在80年代的背景下，这种观念多少还情有可原，那么在今天，这样的观念就显得更加可怕，且不能原谅。
所以无论《老师·好》勾起了你多少熟悉的回忆，我们都应该警惕，这是一部自以为是的坏电影。
最后，附一段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里的文字，这段文字描写的是19世纪的奥地利，但你会发现，在我们今天的学校和老师身上，同样适用：
“那是一种无精打采、百无聊赖的学习，不是为生活而学习，而是为学习而学习，是旧教育强加于我们身上的学习。而唯一真正令人欢欣鼓舞的幸福时刻，就是我永远离开学校的那一天——我得为它感谢学校。
上课成为了一种冷冰冰的学习器械，从来不依靠个人进行调节，而仅仅像一具标有“良好。及格、不及格”刻度的自动装置，以此来表示学生适应教学计划的要求达到了什么程度。
那种令人沮丧的学校生活也不能怪我们的老师。对于他们，既不能说好，也不能说坏，他们既不是暴君，也不是乐于助人的伙伴，而是一些可怜虫。
他们是条条框框的奴隶，束缚于官署规定的教学计划，他们也像我们一样必须完成自己的“课程”。
我们清楚地感觉到：当中午学校的钟声一响，他们也向我们一样获得了自由，欢愉之情和我们没有什么两样。他们不爱我们，也不恨我们，之所以如此，是他们根本不了解我们。”
